文化中国行｜230余件文物诉说千年巴蜀文明 成渝地区基建考古成果展开展

瓦莱里娅·路易塞利曾(céng)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习比较文学与翻译——都是穿越“边界”的学问。在她(tā)的西班牙语(xībānyáyǔ)和英语(yīngyǔ)写作中，她也着迷于穿越边界——不仅是国家的边界，也包括语言的边界、身份的边界、文学体裁的边界。 她(tā)在虚构(xūgòu)与非虚构之间来回穿梭，其成名作《假(jiǎ)证件》是散文作品，后来的(de)《我(wǒ)牙齿的故事》是小说，再后来，《告诉我结局是什么》（其西班牙语(xībānyáyǔ)版书名为《失踪的孩子们》）回归非虚构——尽管这个书名看起来更像小说，《失踪孩子档案》可以视为《告诉我结局是什么》的延续，却又回到了虚构体裁——尽管这个书名看起来更像非虚构。 《告诉我结局是什么》源于作家(zuòjiā)在纽约市移民(yímín)法庭为数名面临被遣返命运的中美洲儿童担任志愿译者的经历。同为身在美国的“拉丁(lādīng)裔”，路易塞利和这些儿童的境遇天差地别。她是生活相对优越、每天遵纪守法等待获得绿卡(lǜkǎ)的中产人士，而这些经历了千难万险侥幸活着(huózhe)穿越了美墨边境的孩子，则(zé)是“非法移民”，或者用一个看起来更仁慈的词来说，“无证移民”。 如果用一个更精确的法律术语来说，他们是nonresident aliens（外籍非居民）。在英语里，alien并不等同于foreigner，而是(érshì)特指在一国之中(zhōng)(zhīzhōng)没有合法公民身份的居住者，另外(lìngwài)，这个词也可以指外星人。在翻译工作中，路易塞利了解到，这些儿童之所以选择(xuǎnzé)来到美国，是因为别无选择，用她的话说，“不是为了追逐人们口中常说的‘美国梦(mèng)’，这些孩子所寻求(xúnqiú)的仅仅是逃离旧日噩梦的一条生路”。他们不得不逃离法治崩坏、黑帮横行的故土，要与在美国的亲人(qīnrén)团聚。在途经(tújīng)墨西哥、穿越美墨边境大片沙漠的漫长(màncháng)旅途中，他们要面对饥渴、迷路、抢劫、强奸、虐杀等各种危险。在对待移民越来越严苛的美国司法体系中，他们成了没有根、没有保障、没有未来的孤儿。路易塞利决定(juédìng)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。 “我知道，如果我不把他们每个人的故事写下来，我再写别的什么，就没有任何意义了(le)。”她的这句话，有点像阿多诺的那个名句（“奥斯维辛之后，写诗是野蛮的”）。她选择了非虚构(xūgòu)的书写方式，仿佛(fǎngfú)只有这么写，才能有效(yǒuxiào)展现这些(zhèxiē)令人不适(bùshì)而又无法回避的事实。不过，在《失踪孩子档案》中，虽然涉及同样的题材，她又做出了新的尝试，似乎要证明，虚构体裁同样可以(kěyǐ)为这些残酷的事实做见证，可以唤起人们的行动。 作者：（墨西哥）瓦莱里娅·路易(lùyì)塞利 版本(bǎnběn)：世纪文景|上海人民出版社 《失踪孩子档案(dàngàn)》可以说是一部“伪非虚构”。文本的(de)形式是对档案的模仿，有(yǒu)文字，有地图，有法医报告，有呈堂证供式的照片。故事(gùshì)也(yě)是围绕档案/记录展开的：一对从事(cóngshì)声音记录工作的半路夫妻，带着(zhe)各自的孩子，从纽约出发，展开了一段穿越美国腹地、最终抵达北美大陆西南部美墨边境地区的旅程，沿途不断记录着他们能捕捉到的声音，用文中人物的话来说，“‘记录’意味着为后世收集现在。”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破败(pòbài)景象，埋葬着被西进运动吞噬的印第安原住民的墓地，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的难民儿童的经历……这些声音景观(jǐngguān)或人类经验都成了他们努力收集的对象。 图(tú)/IC photo 声音会消失吗？或者说，回声(huíshēng)(huíshēng)(huíshēng)是声音持久存在(zài)的(de)(de)(de)形式？他们也记录回声——树叶的回声、昆虫的回声、高速公路的回声、电视的回声……以及回声的回声。从比喻的意义上说，这本多(duō)声部的小说充满了回声——在21世纪美国西南部的空旷原野中，回荡着19世纪抗击美国军队入侵的最后的印第安人被遗忘的声音，小说如同回声一般重建这些历史；夫妇俩的两个孩子像(xiàng)制造回声一般重述印第安人的故事，也像回声一般映射难民儿童的历险记，到最后他们的历险与难民儿童的历险奇妙地交汇在一起；作为这本书的书中之书(zhōngzhīshū)的，如同回声一般断断续续地反映难民儿童的遭遇的，是一本名为《失踪儿童挽歌》的红色封皮的小书，作者叫埃拉·坎波(kǎnbō)桑托——书和(hé)作者都是虚构的，“坎波桑托”（Camposanto）在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里都是“墓地”的意思，正与“挽歌”的意蕴相应。 小说中那两个孩子心心念念要去参观的(de)“不明飞行物博物馆”，也(yě)与难民(nànmín)儿童(értóng)之间存在着隐秘的对应，因为都涉及aliens——外星人，或是没有合法身份的异邦人。当夫妇俩的孩子们的经历与难民儿童的经历渐渐重合时，也许可以说，小说意欲发出这样的声音：这些难民儿童不是“外星人”，而是和(hé)普通美国家庭的孩子一样的纯真(chúnzhēn)孩童，他们也有权利拥有和美国儿童一样的幸福童年。 书名中作为定语的(de)Lost一词，有着比“失踪(shīzōng)”更多的含义。这些儿童不仅可能在路途中失踪或者迷路，他们(tāmen)的人生更是处在一种迷失的状态(zhuàngtài)，如书中所说，“他们坐火车或者徒步旅行，孤身一人；没有父亲，没有母亲，没有行李，没有护照(hùzhào)。一直没有地图。他们不得不穿越国境、大河与沙漠，历尽艰险。那些最终抵达的，会被(bèi)困在悬而未决的境地，有人会命令他们等待。”他们的身份和命运都被悬置，等待冰冷的司法体系的判决，如同(rútóng)身处让(ràng)人上天不得也暂时入地不能的灵薄狱(língbáoyù)（limbo）中。他们的遭遇、他们的声音也被美国(měiguó)主流媒体无视，他们就和那些抵抗到最后的原住民印第安人一样，成了(le)这个超级大国中被弃置(qìzhì)、被遗忘的幽灵一般的存在——这也是一种lost的状态。路易塞利要通过写作为这些孩子建立“档案”，将他们从lost的状态中拯救出来，让美国社会看到他们、听到他们。 需要被质疑的(de)，不仅仅是美国针对难民儿童的司法制度。也许，这一整个现代生产制度和价值体系都是有问题的。在小说(xiǎoshuō)中，公路沿途的景观是这样被呈现的：“经历了(le)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系统性农业侵蚀的地貌：规划成(chéng)四边形格子的田野(tiányě)被重型机械轮奸，因改良过的作物种子而肿胀，充满了杀虫剂，田野里的果树(guǒshù)长出肥硕但索然无味的果实以供出口；如穿紧身胸衣般被强塞入(sāirù)一块葱郁的层叠庄稼地的田野形似但丁的九层地狱，被中心枢轴灌溉系统浇灌；还有被改造得不再是田野的田野，承载着水泥、太阳能板、水箱(shuǐxiāng)和巨型风车的重量。 ”如果说现代性意味着对野性自然的暴力开发、改造和(hé)驯服，意味着绝对实用主义导向的设计与规划，那么一个被(bèi)现代政治(zhèngzhì)体系定义为非人或(huò)异类的人群，就(jiù)可以同样被残酷无情地迫害乃至抹除。正是在(zài)这个(zhègè)意义上，齐格蒙·鲍曼看到了在现代社会潜藏的巨大危险。他在《现代性与大屠杀》一书中指出，“园艺和医学是典型的建设性立场，而常态、健康或卫生则是人类自我管理的任务和策略(cèlüè)的主线(zhǔxiàn)。人类生存和共居成为设计和管理的对象；就像(xiàng)园中蔬菜或一个活的生物体一样不得不被干涉，以免它们会受到野草的滋扰或被癌组织吞噬。园艺和医学就其功能而言是同一活动的不同表现形式，这个活动将注定要将生存并繁荣的元素与应当被消灭的有害(yǒuhài)或病态的元素进行隔离和区分。”正是在这种带有(dàiyǒu)园艺学或医学精神的疏离/区隔政策的作用下，发生了纳粹屠犹的世纪悲剧。 被(bèi)悬置(xuánzhì)在移民法庭的这些难民儿童，不也面临类似的迫害吗？在法律体系的话语里，他们是(shì)外星人/异邦人，被与正常儿童区隔开(gékāi)；他们被关押在名为ICE（“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”的缩写）的机构中(zhōng)，这个机构如同它(tā)的名字一样冰冷（西裔移民把该机构的拘留室称为hielera，冰箱），难民们就像冻肉(dòngròu)一样在这些冰箱中被隔离，被分类，被暂时存放；在特朗普主义的话语中，他们就是携带(xiédài)危险因素的病菌，为了保持美国的干净卫生，需要将他们统统扫除出境……在《失踪孩子档案》中，小说人物也目睹(mùdǔ)了一队难民儿童是如何被押送上一架小飞机，从美国西南边境的万里净空中消失的，“他们被抓住了，从此就要被移走、迁置、抹除，因为这个广大空旷(kōngkuàng)的国家里没有(méiyǒu)他们的一席之地。” 与此同时，小说中的(de)(de)这四口之家也渐渐走到(dào)了他们共同生活的尽头。在(zài)这趟旅途的终点，这对半路夫妻即将分道(dào)扬镳，带着各自的孩子重新开始单亲家庭的生活，尽管这两个孩子并不情愿分开。或许，作者在这里暗示的，是更为广大的共同体的危机，共同生活的危机。美国人(rén)愿意接纳这些难民儿童，和他们共同生活吗？讲英语(yīngyǔ)的美国居民愿意和讲西班牙语的移民结为共同体吗？在这个全球化的美好愿景不再明朗的时代(shídài)，与“异邦人”建立共同体是可能的吗？路易塞利曾在一次访谈(fǎngtán)中感叹道：“我们居住在一个共同体观念正在消失或者已经消失的大陆上。”无论如何，《失踪孩子档案》表现出了重建共同体的努力。对这些看似与己无关的难民儿童保持关注，并呼唤道德责任(zérèn)，就是建立共同体的第一步。用齐格蒙·鲍曼的话说，“道德意味着‘对他人负责’，由此也‘对不是我的事(shì)，甚或与我不相关的事’负责。”如果有越来越多(duō)的人能意识(yìshí)到道德的责任，克服“异类恐惧症”，行动起来，打破现代社会制度竖起的人与人之间的藩篱，那么现在(xiànzài)或许还来得及避免更大的人间(rénjiān)悲剧的发生。